1907年， 夏天，炎 熱。 聖彼得堡人離開悶熱的城市，來到芬蘭灣的岸邊。 如果今天是星期三，那麼在庫奧卡拉〈Kuokkala〉站下車，坐上等候的出租馬車，並告訴他：“ Penates”。 沿著大路走兩俄里後，你已經身在列賓家做客。
這位著名藝術家工作繁忙，因此他每週只有一天（星期三）接待客人。然而在這一天， Penates主人的熱情款待沒有止盡：屋頂揚起一面藍旗，意味著今天高興見到每一個有意來訪的人。列賓的房子隱藏在杉樹和松樹之間，看上去很奇怪：和其他以新藝術風格建造的別墅不同，這座「樓閣」不具任何風格，整個建築由塔樓、附屬建築和令人驚嘆的玻璃屋頂組成。當 1899年列賓在庫奧卡拉買了一塊沼澤地時，那裡已經有一棟一層樓的芬蘭小屋。這座建築物不能滿足藝術家的需求，因此列賓開始增建自己的房屋。於是，在北邊出現一個冬日涼台，再來是有著玻璃屋頂的二樓，然後是工作室，其上方是陽台。雖然，儘管外觀怪異，列賓的房子內部卻異常舒適─無怪乎，這位藝術家不僅在夏天來到這裡，而且最終他徹底搬遷至此，在他生命的最後三十年裡一直生活在Penates。
自己脫掉膠鞋！
就這樣，您來到列賓和他生活伴侶諾德曼〈Natalya Borisovna Nordman〉家做客。誠然，列賓家的規定在當時很不尋常。走進前廳，客人看到一面大銅鑼，上面刻著：「自助。自己脫下外套、膠鞋。快樂並使勁地敲打噹噹〈Tam-Tam，銅鑼〉。自己打開飯廳的門。」還告知客人：「不要等待僕人，在屋裡沒有僕人。」諾德曼和列賓是解放農奴的支持者，讓那些執行家務的人，感覺自己如同家中平等的一份子，不遭受屈辱，也不需親自為任何人服務。在Penates服務的人有一定的工作時間和休假日，這在當時是極為罕見的。除此之外，周日在Penatov公園（冬季則在客廳），為所有階層舉行「合作」的遊園會活動。這裡有關於所有問題的講座─從縫靴到天文學定律。講師既有著名的學者，也有工匠、管家和農場主。慶典以手風琴伴奏下的跳舞和飲茶結束。
總的來說，在列賓家中一切都是經過「深思熟慮」。這些想法的作者，通常是房屋的女主人諾德曼。諾德曼是海軍上將的女兒，比列賓小很多歲。列賓在1890年代與她相識，並對她愛戀非常。他甚至將庫奧卡拉莊園登記在自己摯愛的名下：以為自己會早於她逝世，擔心自己的繼承人會把諾德曼趕出他們的久居之地〈他的擔心是徒勞的─諾德曼離開莊園前往瑞士接受治療，並在1914年死於該地，而畫家比她多活了十六年〉。諾德曼是一位善於交際和活躍的女性，充滿豐富的想像力。因此，在那幾年聖彼得堡的媒體不只一次攻訐「列賓的晚餐」，上面寫著「諾德曼夫人餵客人乾草。」
Penates博物館高級研究員尤里‧巴拉森科（Yury Balatsenko）說：「諾德曼喜歡素食主義，她認為宣傳素食可以使俄羅斯擺脫貧困，她是《飢餓者的烹飪指南》小冊子的作者。列賓分享了她的想法，也拒絕吃肉。在列賓星期三期間，很多道菜都是根據諾德曼的食譜製作的，她積極地使用當地草藥製成汁湯，為此她經常被邪惡的語言嘲笑。但是不能說客人們餓著肚子離開餐桌─我們保存有1911年8月10日午餐的菜單，以土豆沙拉、葡萄酒蘿蔔、烤米飯、白菜湯和堅果和水梨宴請賓客。幾年前，在博物館中根據諾德曼的食譜準備了這頓晚餐─不僅飽足而且美味。
列賓的晚餐是這樣的：晚上六點銅鑼聲響起，受邀的客人進入飯廳。Penates著名的餐桌是訂製的─所有菜餚都放在中央旋轉的部分─客人可以輕鬆地將任何菜挪向自己，客人用過的盤子堆放在抽屜裡。
博物館人員說：「主人為用餐設定明確的規則。抽籤選出的餐桌主席必須擺架子，這是他的主要職責。」在「規則」中寫道：「主席有責任提醒在場的人注意太陽能」，即及時斟滿酒杯，「不允許互相幫忙」。
順便一提，違規者─也就是被發現幫助鄰座的賓客─受到相當嚴厲的懲罰：他必須爬上壁爐上方的一個小平台，並作簡短而機智的講話。使壞讓鄰座受到「懲罰」，在列賓族中是一種美德。
所有人都曾經來過這裡
所有這些「古怪」並沒有嚇跑賓客，反而吸引他們來到“Penates”。 列賓的朋友圈包括藝術家、作家、音樂家和學者。高爾基（Maxim Gorky）與女演員瑪麗亞‧安德列耶娃（Maria Andreeva）一起為列賓作畫擺姿勢，甚至在1905年在此朗讀《太陽之子》。常客是莊園鄰居列昂尼德‧安德列耶夫（Leonid Andreev）。費多爾‧夏里亞賓（Fedor Chaliapin）到來，坐在工作室的沙發上擺姿勢讓列賓畫肖像。夏里亞賓離開後，列賓對所繪的畫作不滿意，多次重繪，最終將它銷毀，然而大沙發從此以後被稱為「夏里亞賓」。今天，每個小學生都知道“Penates”賓客的姓名：作家庫普林、加林─米哈伊洛夫斯基，藝術家庫恩治、謝羅夫、庫斯托季耶夫，音樂家利亞多夫、格拉祖諾夫、居伊，詩人葉賽寧、克留耶夫、赫列布尼科夫、馬雅可夫斯基。楚科夫斯基是列賓親近的朋友，因此不僅在星期三，並且在其他日子有權探訪他。他保存有列賓圈內藝術家和熱情主人一起繪製的許多作品。他們經常繪製速描、善意的漫畫。列賓很喜歡馬雅可夫斯基的畫。
楚科夫斯基後來寫道：「這位七旬的老人擁有怎樣的年輕蘊涵，才能夠違背自己所有的習慣和既定的品位，去理解、欣賞和喜愛馬雅可夫斯基。」
沒有一個星期三不舉行家庭音樂會，列賓是許多音樂家和作曲家的朋友，熱愛唱歌。
由於主人的熱情好客、簡單和坦率，“ Penates”成為真正的磁鐵，吸引銀色時代所有的文化人物走近自己。 「所有人都曾經來過這裡」，列賓本人自豪地說道。
「保存有很多列賓和他朋友的照片─尤里‧巴拉森科說─有夏里亞賓為列賓擺姿勢的照片，有高爾基朗讀他的新作品的照片。諾德曼喜歡攝影，她也使得列賓對這種『新玩意』著迷」。
在客廳的桌子上甚至放著一張「被遺忘」的紙，列賓在上面寫下了他的「夢想和計劃」。除其他種種外，還有如此事項：「在各種光照下，拍攝帶風景和無景的花朵做為賀卡」，「將自己的作品登在『涅瓦』和『業餘攝影師』」，「訂閱德國攝影雜誌」。
列賓與許多學者和作家進行詳盡的書信往來。他從事文學工作，他的同時代人相信，如果他不是一位偉大的畫家，他可能會成為一位偉大的作家。他的工作室的環境說明，那個時代最學識淵博的人之一曾經在這里工作，在列賓身後，留下一間博大的圖書館，和作者簽名贈送的書籍。除文學外，列賓還研究心理學、自然科學和醫學方面的典籍。庫奧卡拉安靜的冬季的夜晚是如此美好的景象：家人或親密朋友中的某人大聲為列賓朗讀，而此時畫家用鵝毛筆或水彩創作另一幅素描。在 Penates總是熟悉國際事件，許多報紙寄到這裡。 「由於諾德曼通曉六種語言，我坐著，聽她將一頁一頁的消息，從瑞典語、德語、意大利語、法語和英語翻譯給我聽。」列賓在給他的朋友斯塔索夫〈Vladimir Stasov〉的一封信中寫道。
斯巴達式生活
即使是現在，一旦進入Penates，仍會感覺到這裡曾經住著幸福、積極和有才華的人們。如果一樓是舒適的客廳和寂靜的工作室、盛宴喧嘩的飯廳和冬陽燦爛的涼台。很少有客人拒絕在涼台的高腳椅上為主人擺姿勢，在房子核心的二樓工作室亦是如此。列賓在這裡工作，根據他說的話，度過了「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」。根據楚科夫斯基的回憶，列賓甚至對自己工作的熱情感到些許羞愧，工作使得他「從黎明到黃昏，畫筆不離手，將他的全部力量都用在環繞工作室的大型畫布上。」工作室非常明亮，因為藝術家本人想出為房子建造玻璃屋頂，以便光線可以在一天中的任何時間照射房間。
博物館工作人員說：「最後的三十年，由於多年工作，右手開始傷痛，拇指和食指之間的肌肉萎縮，列賓不得不用左手作畫。由於這種病痛，列賓開始使用一種固定在腰部的特殊的懸掛式調色板。到了晚年，畫家罹患遠視，所以他的一些畫筆長度達到了一米。
然而，直到暮年，列賓仍然是一位充滿活力和活躍的人士。許多人對他斯巴達式的生活方式感到震驚─無論是在冬天還是夏季，畫家都在工作室旁邊，敞開的陽台上的狹窄臥榻上睡覺。他投入許多勞力照顧花園，不鄙視任何體力勞動。在Penates，他們挖掘一條自流井，每小時提供400維德羅〈俄國液量名，一`維德羅等於12.3升〉。列賓認為這種水俱有治愈作用，每天早晨和傍晚各喝八口水。他積極地在朋友中推廣了這個「系統」，認為正是泉水才使他擺脫許多疾病。
尤里‧巴拉森科說：「列賓生活如此儉樸，以至於人們忘了這位藝術家在革命之前是一個非常有錢的人。他的一幅畫作『扎波羅熱人寫信給土耳其蘇丹』，皇帝以3.5萬金盧布的價格購得。作為比較：列賓以1萬盧布買下庫奧卡拉的莊園。的確，列賓多方幫助他的學生和朋友，其中包括金錢的資助。
列賓的畫作極受重視，以至於在他生前就開始偽造之風。
尤里‧巴拉森科說：「曾經發生有趣的故事，據稱當有人帶著高價買來的列賓的畫作來到列賓面前，畫家對此大為惱火。」
但是，沒有人，甚至偉大的大師，都無法免於失敗。在工作室裡有一幅未完成的畫「涅瓦河堤上的普希金。1835年。」─列賓在畫布上勤勉工作將近30年，多次重畫。藝術家稱這幅肖像為「附魔的寶藏」，因為詩人的形像從未被列賓掌握。
與俄羅斯隔絕，獨自一人。
庫奧卡拉豐富以及充滿事件的生活，列賓工作之餘摯友的來訪，在1917年中斷。十月革命之後，芬蘭不再是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，庫奧卡拉村被切斷與俄羅斯的聯繫。
尤里‧巴拉森科說：「列賓不願移民到任何地方，也不想成為移民。最初，邊界仍然是行同虛設，藝術家甚至驅車參加藝術學院的會議，但隨後邊界被關閉。
以前人口稠密的別墅村落沒落，變成芬蘭邊界區。列賓在信中悲傷地開玩笑說：「可憐的庫奧卡拉，很快這裡只剩下蚊子。」沒有列賓的圈子，這位習慣生活在「文化顛峰」的藝術家，如今孑然一身。在工作室裡戴著耳機聽收音機，是藝術家與俄羅斯的唯一聯繫。列賓知曉發生在蘇聯的所有事件，愉悅地聆聽來自彼得格勒的歌劇、音樂會和文學的廣播節目。
當然，列賓並非完全獨自一人─孩子們和他住在一起：兒子尤里（Yuri）與他家人，心愛的大女兒維拉（Vera），在諾德曼死後開始操持家務。列賓非常擔心自己被迫「流放」。在工作室裡，有他最後的自畫像，繪於1920年：從畫布上看著我們的是一位76歲高齡的老藝術家，戴著耳帽和穿著冬衣。列賓將他所有的積蓄都存放在俄羅斯銀行，並在革命期間失去它們。革命後的第一個冬天，由於生活物資的短缺，以至無法為大房子供暖，列賓只好在冰冷的工作室工作。
「然而，列賓的財務狀況很快就好起來了─尤里‧巴拉森科解釋說─他的展覽在捷克斯洛伐克舉行，他在赫爾辛基獲得榮譽。畫作賣到國外。斯大林也一直是列賓作品的崇拜者，並一再建議他返回故國，承諾所有條件，包括返還損失的金錢。 1926年，由他的學生布羅德斯基（Isaac Brodsky）率領的龐大的蘇聯畫家代表團拜訪列賓，說服他來到蘇聯，即使只是參加週年紀念展。
「列賓不會反對這樣的建議，但是他會為離開宜居的房子感到遺憾，他沒有護照和簽證，他已經是一位老人，出行並不那麼容易─尤里‧巴拉森科說道─不要以為列賓身在國外，不知道蘇聯正在發生什麼。他是一個聰明的人，對一切都瞭若指掌。例如：幾乎在蘇聯最高代表團抵達Penates的同時，位於維捷布斯克附近他的另一處莊園Zdravnevo，地方當局試圖將他的小女兒Tatyana連同家人一起去富農化。
...1930年9月29日在自己86歲誕辰一個月之後，列賓就這麼離世，留下忠於自己的Penates。 他事先安排埋葬之地─公園裡一處僻靜角落。自己的莊園，根據他和諾德曼的願望，遺贈給藝術學院。
莊園重生
Penates的故事到此並未結束。 藝術學院僅在蘇芬戰爭後才得以進入列賓的住所。1940年，在敵對行動結束後一個半月，在Penates成立紀念博物館。博物館持續不久，一年之後，在這些飽經苦難的土地上爆發新的戰爭─偉大的衛國戰爭。
「芬蘭人再次佔領卡累利阿地峽─尤里‧巴拉森科說道─順便一提，“Penates”沒有遭到侵犯，因為他們非常珍視列賓，視其為自己國家的藝術家，畢竟他在芬蘭土地上生活和創作了30年。列賓的房子僅於1944年在蘇聯軍隊到來的前幾個小時因炮擊而燒毀。幸運的是，在戰爭伊始，列賓的大部分個人物品都被撤離，並在藝術學院的地窖中倖存下來。根據圖畫、圖紙和大量照片對列賓的房屋進行修復，重新開闢帶有林蔭道和亭台的公園，而於1962年Penates博物館─莊園再度對遊客開放。
2012年夏天，博物館─莊園慶祝重生50週年。多年來，有500萬左右的參觀人次。時光流逝，滄海桑田，然而在Penates中，依然呼吸著平靜的空氣，以及特殊的「列賓」光環。打開雕刻門後，沿著陰翳的林蔭小道行走，登上木製的門廊─您將沉浸在一個幸福的天才世界之中。一百多年之後，Penates的遊客有一種感覺，似乎主人只離開一分鐘，只要用力敲擊銅鑼，列賓將會出來迎接新的客人。
PS. 圖片來自網絡，侵權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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